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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间《解放日报》改版的史乘体验与实际意旨

编辑: 时间:2023-04-06 浏览:108

  摘 要:延安时期是党的新闻工作从建立到逐渐成熟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期间《解放日报》改版工作在党的新闻史上具有重要标志意义,守正创新的历史经验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启示意义。

  延安时期是党的新闻工作从建立到逐渐成熟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期间《解放日报》改版工作在党的新闻史上具有重要标志意义,守正创新的历史经验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启示意义。

  《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机关报,而在80多年前,《解放日报》是中央在延安时期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日报。这份党报的创办与改版都具有深刻历史背景。

  1935年10月,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随即恢复了江西时期创刊的《红色中华》报,手刻油印,印数很少;到1937年1月《红色中华》停刊,创办《新中华报》,两版三日刊;到1941年5月,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日益发展壮大,中央亟需主办一个大型日报,以加强对各地的宣传和工作指导。正式创刊日期是5月16日,同志题写报名并撰写发刊词。

  《解放日报》创办初期,每天大量刊载国外通讯社的消息,却很少刊载党所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英勇奋战的报道和陕甘宁边区的消息,紧密联系国内形势的社论、时评也很少,文风也较死板枯燥,被读者批评是“为别人当宣传员”“主观主文和党八股”。同志批评《解放日报》对中心工作宣传不力,缺乏党报应有的政治敏感,不是一份完全的党报。博古作为《解放日报》社长最早最深切感受到党中央和同志对这份报纸编辑工作的不满意。新华社原社长、著名记者穆青生前曾回忆起当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的经历:一天晚上博古看了报纸对出席边区活动报道的版面大样后,猛批“没有政治敏感”。1942年3月31日,和博古共同主持了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的报纸改版座谈会,博古在会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即日起对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加强党性,坚定地成为党中央的喉舌。改版主旨鲜明:强化了党报的政治属性,“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西方媒体一向标榜“新闻自由”,号称自己是独立于行政、司法、立法之外的“第四力量”,是传播真相、维护公正的“无冕之王”。而2020年美西方国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甩锅”中国、近年炒作所谓“”等案例,充分暴露了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也让我们更深切认识世界上没有真正能做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媒体。今天,我们在开展思想宣传工作时更需要坚定“四个自信”,更应该理直气壮地讲政治,讲党报的政治属性,明确党报的功能作用,增强政治能力和政治敏感。新闻舆论单位领导班子和当家人要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仅要做业务专家,而且要有政治头脑,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政治导向、政治要求体现到工作中去。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直面复杂多变、波诡云谲的国际舆论场,党的新闻工作者需要进一步增强战略定力、站稳政治立场,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诱惑干扰面前,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政治定力,完成“强电磁干扰下突防并实施精确打击”,让党的声音成为时代最强音。

  延安时期,同志从党报性质出发对党报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提出明确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要“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要“利用报纸作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

  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出刊,并刊发社论《致读者》。这篇社论根据同志和中央指示,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四个方面检查了报纸过去的错误,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把报纸办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改进”。

  《解放日报》改版后把整风运动的报道放在突出位置,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解放日报》创办多个专栏专刊,用以刊登与整风运动相关的文章。从4月4日起,第2版推出《整风运动》专栏,主要报道学习情况,反映学习问题,推动学习运动。4月10日起,第4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共出6期,刊登22篇整风运动必读文件,其中包括、、陈云等领导同志的有关文章。据统计,1942年,《解放日报》共发表有关整风的社论和文章约120篇,大大推进了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

  1943年3月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定,《解放日报》归政治局、书记处之下的宣传委员会(同志为宣传委员会书记)统一管理。党中央对党报给以坚强有力的领导,报纸每一阶段的宣传方针,都由中央讨论决定。同志对《解放日报》的工作一直非常关心,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领导了《解放日报》创刊,指导《解放日报》成长,并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改稿,许多具体工作他都亲自安排,具体指导。

  1942年10月,同志针对当时党的宣传工作中出现的违背党的政策和一部分新闻宣传干部向党组织性的倾向,要求各地党组织要“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这些观点对党报党台党网的管理运行,仍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列宁1905年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把“党性”概念具体化,鲜明提出:党的报刊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报刊一分钟也不能站在党的队伍之外。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灵魂,也是做好新闻工作的根本基础,在今天只能加强,不能削弱。2015年12月25日习主席在视察报社时明确提出“军报姓党”“报是党领导和掌握、直接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服务的,必须在恪守党性原则上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把鲜明的政治特色作为“品牌”,让党的媒体成为推进党的工作的有力武器。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党的群众路线的本质,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改版不仅整顿党性不强的问题,还重点纠正了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问题。

  《解放日报》改版后,更贴近广大基层读者的实际生活,出现了崭新的气象:第1版,以解放区消息为主的要闻版;第2版,陕甘宁边区和国内消息版;第3版,国际消息版 ;第4版,综合副刊版。贴近读者,还表现在更多接地气的先进典型得以充分报道出来,也开了党报典型宣传之先河。《“工人的旗帜”赵占魁》,是穆青从鲁迅文艺学院毕业后刚到《解放日报》工作不久采写的一个典型人物,穆青与采访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突出典型人物的典型特征以及可敬可学,配合相关学习教育活动多波次报道。这些好传统启示我们今天更好践行“四力”。

  穆青等当年的亲历者对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记忆犹新,对博古社长当年比喻说理印象深刻:“作为一个党报记者到地方去采访,千万不要像公鸡那样,跳到墙头上,咯咯咯地高啼几声就拍拍翅膀跑掉了。而是要像母鸡那样,每到一个地方就下蛋孵小鸡。”《解放日报》当年提出的明确要求今天读来仍不过时,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

  延安时期,中央不仅要求广大党员关心和参与报纸,还积极动员广大群众投稿。同志强调,我们的报纸要“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坚持群众路线及“开门办报”,还带来一个大变化:人民群众成为办报的主体之一。革命根据地积极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工作,在县、区、乡设通讯员。到1944年11月,各类党报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已有近2000人的群众通讯员队伍,其中工农兵通讯员达到了一半以上的规模。

  今天,虽然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但是我们仍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让新闻报道发挥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的功效,同时全力构建全媒体时代的“通联部”“群工部”,积极搭建群众参与互动的平台,充分发掘推广群众的创新创造。走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群众路线,最根本的还是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强化互联网思维、创意制作呈现,多打造一些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不仅严格守正,而且积极创新。伴随着改版工作推进,这份机关报大胆探索创新,今天回头审视仍然值得点赞、借鉴。

  《解放日报》改版后锐意创新,在很多方面取得突破。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穆青采写的报道《本市白家坪巫神杨汉珠伤害人命被判刑 常志胜迷信巫神弄得家破人亡》,同时配发评论《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这些内容占了整个头版三分之二的版面,突出处理。这被视为党报党刊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新闻、法治新闻。这一案例充分说明,对新闻媒体来说,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都重要,但内容创新是根本的。

  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教育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解放日报》在面向党政军干部的同时,也积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办报思路。1941年5月21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施政纲领—到群众中去》,正式吹响了大众化号角,此后连续刊发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文章,广泛传播党的思想理念、方针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解放日报》改版还有一个引人关注的变化:开设“常识讲话”“世界知识”“地理知识”等专栏,系统地向边区民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曾刊发社论《报纸和新的文风》,明确指出:“生动有趣的材料被格式束缚了,新鲜活泼的思想,被格式窒息死了。自己在地上画了圈子,让它限制了自己,跳不出它的圈外,所以打破固定格式是第一要事。”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新风扑面,内容新、文字新、题材新、角度新,提倡用事实说话、言之有物,讲新话、讲群众能懂的话,积极反映群众呼声和要求。这些对今天都有深刻启示。

  全媒体时代,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严峻挑战,这对创新提出更高要求。军队媒体要把握好互联网的特点和规律,推进理念、内容、手段、体制机制等全方位创新,努力实现军事媒体创新发展,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传播好中国军队声音,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有力思想舆论支持。

  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与兄弟新闻单位的融合互动,对今天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仍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每天播出《解放日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特别是改版后的社论指导性更强,有力传递了党中央的声音,通过广播能更有效地传达给敌后根据地军民,对统治区的听众也产生很大影响。当年由于受发行、邮递等条件限制,《解放日报》借助广播电台,让报纸版面上的新闻“可听”,很好实现了融合传播,增强了融合传播效应。

  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很多工作相互配合,同志1941年5月15日曾代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个通知,明确要求: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改版后,与新华社的联手行动、融合报道更多,步调更为一致,特别是不少重要言论文章,往往是同步发布,相得益彰,使中国的声音特别是联合抗战、持久战、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主张观点得以广泛传播。

  延安时期,中国的对外宣传,创新思路,有效运用各种媒体和渠道发声。一方面,面对封锁、自身传播资源不足的状况,党中央加强自身传播能力建设,创办了《解放日报》、新华广播电台等媒体,发挥了外宣主力军作用。另一方面,党中央自信并很有策略地借助具有进步思想或政治中立的国内媒体、,向国统区以及境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此过程中,《解放日报》主动“融合”“统合”《大公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力量,《解放日报》的报道内容丰富多彩,其中参加整风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等信息也成为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外国来访记者参阅的素材。“借船出海”开展外宣,让国统区、境外广大受众了解到“中国的西北角”真实的情况、先进的思想和昂扬的精神状态。

  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创办及改版工作都是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开展的,却卓有成效。比如,1943年的一场舆论战堪称经典案例:当年,借第三国际解散之机,大造舆论,准备以重兵突击延安。党中央在作好军事部署的同时,先发制人,发起舆论攻势,不仅《解放日报》在版面上有力发声,还融合、联合了电台、电文、出版、集会等平台资源力量,有力揭露的企图,进而引发国内外舆论纷纷予以谴责,胜利完成一次舆论反制。当年《解放日报》在多个维度上“深融”,激励和启发我们,主力军要主动投身主战场,去打主动仗。特别是在一些事关国家利益的敏感问题上,要先入为主,要多说、主动说,把解疑释惑做在前面,力避“别人出题我们答”,被人牵着鼻子走。

  新时代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要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以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把更多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向互联网主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斜,让分散在网下的力量尽快进军网上、深入网上,做大做强网络平台,占领新兴传播阵地。对很多媒体来说,当务之急是打造自主可控、传播力强的新型网络传播平台,以此撬动媒体“深融”取得实质性进展。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还应借鉴当年《解放日报》与广播、通讯社等媒体平台有机融合的经验做法,积极打造多元立体融媒体矩阵,构建具有“喷泉效应”的多媒体矩阵,进行“多兵种协同作战”,有效增强融合传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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